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探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社会主义制度性力量与市场经济体制性因素相互结合,促进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调整。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内含的自发性品格在发展中也愈发强烈地暴露出其相互间的冲突与抗衡态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所有制、多元分配方式中包含一部分资本主义私有成分。这部分资本份额达到一定比例,宏观调控能力下降到一定水平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较长时期地出现相对需求不足;“落后的社会生产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逐渐变成了“日益增长的社会物质生产与人民群众相对落后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的信号提醒我们,剥削和分化造成市场不能出清的程度相对于我国现在的低水平生产已经不容忽视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求对剥削与分化不断作出评估与调控。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均衡运行,建立一套调控这个体制矛盾的调控理论和手段、调控指标和目标体系是必要的。

试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政策及其作用

财政收支是宏观经济平衡的变量之一,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广泛采用财政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合理配置资源,缓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及合理调整收入和分配,使之符合于社会承认的“公平”和“公正”的目的。

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还是国际社会资本主义?——评介《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

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现代化视野分析

世界现代化运动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时空背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践的历史反思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重要条件。20世纪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对经典作家社会主义理论误读现象极为严重,其基本表现是脱离本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现实,教条式地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70余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终失败,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问题上“空想”实验的典型例证。“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成为邓小平理论建设的中心。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提出了这个问题,而且提供了回答这个问题的条件。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克服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空想教条的束缚,再一次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之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真正开始了现实的科学探索征程。

论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

人的实践活动既有主动性,又有受动性;既受一定条件的限制,又是对这种限制的超越。人的实践活动是主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研究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有助于人们正确地理解实践的主体性,从而进一步提高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性的活力,防止和避免消极的实践的主体性的发生,把实践的主体性建构在科学的基础上,以保证积极的实践的主体性获得充分发挥。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必要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有价值的。对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的分析与研究,需要大量的新成果、新事实来丰富和发展。随着实践的主动性与受动性及其关系的深入研究,整个人类的实践的主体性水平将大大提高。

意义的创化——关于治学中如何发挥文献效用的体会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举行。会议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发掘与文献叙述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者杨义、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刘增杰、鲁枢元、解志熙、朱德发、孙先科、席扬、陈方竞等参与讨论的文章长短不一,见解有异,但都拒绝空疏学风,言之有物,发出了独特的学术之声。本刊特分两期揭载,以飨读者。

史料、学风与当下性

由河南大学文学院、《文学评论》编辑部、洛阳师范学院中文系联合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举行。会议围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的发掘、整理、研究,文献发掘与文献叙述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学者杨义、孙玉石、钱理群、吴福辉、刘增杰、鲁枢元、解志熙、朱德发、孙先科、席扬、陈方竞等参与讨论的文章长短不一,见解有异,但都拒绝空疏学风,言之有物,发出了独特的学术之声。本刊特分两期揭载,以飨读者。

南唐诗人心态及诗风

五代十国时期,文化重心南移,南唐文坛人才济济。然而,南唐诗人从隐逸之士到一般士人及一国之君,在国势日蹙、偏安一隅、有亡国之虞的局势下,再加之崇道之风的影响,其心态是不思进取、消极颓唐的。由此而决定了他们诗歌主题的主要取向。其缘情诗风呈现卑弱不振、低沉怅惘的趋势。

《儒林外史》的讽刺标准简论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的讽刺小说,其讽刺艺术标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作家正确感受生活、评价生活的内在认识———情感尺度;二是作家把生活真实和这种内在认识———情感尺度展示出来的表现尺度。正是二者的统一,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秉持公心,指谪时弊”,而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杰作。

我是我自己——论张抗抗笔下女主人公渐进的自我意识

文学的空前发展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女性作家,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思想解放的初期,到21世纪的今天,张抗抗走过了一条线条分明的道路,从作品中“女奴”情绪的抒发,到女性自我的发现,再到人本我的展示,她给我们表现了一个女性角色置换的全过程:贤妻良母(人) -自立的女性(女人) -自主的人(个人)。

“E.C.”之谜——解读乔伊斯情诗中的叙事读者

通过对乔伊斯爱情诗的简要文体分析,并结合小说中的具体人物形象以及乔伊斯的真实生活,对诗中的叙事读者“你”,即小说中的“E.C.”的原型人物提出了新的看法:“你”是四个女子的复合形象,分别代表孩童时期的EileenVance,中学时期的MarySheehy,青年时期的MarieElizabethCorelli和乔伊斯的生活伴侣NoraNarnacle的形象,而后者却被中外评论家所忽略。

援佛入儒:朱熹理学的新特色

朱熹是程朱学派最杰出的一个代表,在弘扬儒家道统中集理学之大成。他一生与佛教往来密切,但朱熹习佛远非其主旨,佛学思想只是他改造、丰富并发展儒学的参考材料。从总体上讲,朱熹是极力排斥佛学的,但在排佛的同时又注意吸收佛学精义,尤其是佛家的思辨理论,援佛入儒以改造儒学;反过来佛学较强的思辨性又有利于填补儒学思想理论所存在的不足,因而朱熹晚年仍致力于研究佛学,在矛盾复杂的心态中走上了援佛入儒的道路。以佛学作为改造儒学的工具,光大新儒学,使其理学思想有用于当时且传之于后世,这是朱熹明排佛学、暗窃佛学、援佛入儒以发展理学的真正意图。

费正清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调整中的作用和影响

费正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也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智囊之一。20世纪40年代,他两度来华通过对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命运、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对共产党人的观察、思考,认为国民党政府气数已尽,美国必须调整其对华政策。正是由于费正清等人的远见卓识和极力建议,美国决策层及时地调整了对华政策,从而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

对美国对待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态度的评析

冷战结束后的大量事实说明,美国在对待中美“三个联合公报”问题上,采取的是对中国大陆说一套,对中国台湾又说另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其实质是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遏制中国发展。

从清末修律中的“礼法论争”管窥礼法关系

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法律改革,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法律改革。这一时期,也是礼法之间矛盾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理派与以张之洞为代表的礼教派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传统封建礼教的规范,这场争论就是著名的“礼法论争”。礼法论争不仅反映了外来的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本土的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重要的是展现了中国法制在走向近代化过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通过对清末修律中“礼法论争”这一具体史实的分析,回溯礼的产生及礼法关系的演变过程,启示中国现代法制建设必须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为依托,在借鉴西方法制经验的同时,中国应当走民族化、中国式的道路。

基础教育的中国特色: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

在中西方传统教育发展观中,中国重“情”的交融,西方重个性的张扬和主体意识的激发。而当代中西方教育发展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中国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十年“文革”的深远影响,造成情感优势因素在教育中的缺失,及对当代所需求的个性化教育和主体意识激发的理解有待进一步地准确和升华;西方是高度发达的科技与西方文明条件下对其片面使用所产生的矛盾和长期以来片面主体性的膨胀,导致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失衡,由此引发西方教育家们对情商(EQ)的探寻与呼唤。因此,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的发展在于,建构以“情”为根基的主体发展观。在这一过程中,应以历史的厚重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架起桥梁;以辩证思维的睿智寻求中西方的优势互补;以关乎民族危亡的高度选拔、培育、训练教师。

刍议高校创新教育

在全球化进程中,高校创新教育势在必行。在实践中,高校创新教育必须把握五条原则:集中体现开放性和创新性;坚持以学生为本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原则相结合;坚持民主性原则;体现实践性原则;贯穿整体性和系统性原则。但由于高校创新教育存在思想观念上的障碍,软、硬件环境建设不完善,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和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在实践中出现一些瓶颈问题。因此,总的来说高校创新教育任重而道远。

电脑图形设计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对设计教育的影响

从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并逐步成熟的电脑图形设计,在90年代末步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分析和研究电脑图形技术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与对设计教育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试析流行歌曲的精神内涵

流行歌曲的精神品位参差不齐,一部分属于廉价的大众消费品,也有一部分具有较高的精神品位和丰富的精神内涵。后者的内涵具体包括:特定时期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对生活的理解与感叹的呈现,现世的人间情怀的表现,深层的精神追求。

“清洁的精神”:校对本体论的三重内涵

将校对工作从雕虫小技上升到本体建构,首先需要我们经由《四库全书》编纂的回顾,在立场上真正地清楚校对是一项看似简单、实则艰难的工作;其次需要我们通过“陈平原准则”的解读,在方法上辩证地对待积极出手与消极等待的矛盾关联;最后需要我们借助“李易简现象”的咀嚼,在态度上老老实实地实践一丝不苟的校对精神。承诺并推定这一以“清洁的精神”为宗旨的校对本体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编辑共同体在全球化的传媒时代中不断进行身份认同、逐渐强化家园意识的有力途径。

编辑学与心理学的有机结合——评姬建敏《编辑心理论》